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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月

李健吾:我走过的翻译道路

发布者:漪然

  我最早的翻译似乎是和朱自清老师合译的《为诗而诗》。据季镇淮先生的年谱,时间是1926年11月5日,发表在《一般》第3卷第3期上。作者是谁,我已经忘记了。季先生也没有提起。当时我已经转到清华大学的外国语文系读书。我受到十九世纪末 各种文学流派的影响。我喜欢看爱伦?坡(Edgar Poe)的诗和小说,诗如《钟声》、《乌鸦》《李安娜》,铿锵入耳,宛如音乐一般;他的小说我也有些入迷。从他开始,我进入法国的象征派诗人,如韩波(Rimbaud)、魏尔伦(Verlaine)与马拉美(Mallame)的诗。
  《包法利夫人》原文是我读第三年法文读到的,教我法文的是美国人温德(Winter)先生。他现在高龄九十三岁了,还活得好好儿的。我跟他念了四年法文。后来我去法国留学,就是受了他教的这本书的影响,放弃了坡及其他法国象征派。我认为对中国有实际的教益的,还是现实主义,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。自然,我也接受了一写福楼拜关于艺术的理论。
  回国以后,我由朱自清老师和杨振声老师介绍,在胡适的“美国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”写《福楼拜评传》,同时翻译《三故事》,即《福楼拜短篇小说集》。后来,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我写的《福楼拜评传》第二章是《包法利夫人》,单独提出来在《文学季刊》发表,引起人们的重视。郑振铎接受了何炳松(国立暨南大学校长,当时校址在上海附近的真如)先生的文学院院长的聘书,约我去他那里教书。从1935年下半年起,我就全家转到上海教书。
  在去上海以前,大概是1932年,我译出了我的外文系老师王文显的《委曲求全》(She stops to compromise)留给内弟尤炳圻经营的人文书店出版。1934年,东城青年会的舒又谦看到这本书,找我排了这出戏,并约了一些业余戏剧爱好者,如赵希孟、魏照风、马静蕴、刘果航等人一同担任各种角色。我兼演董事长。先在青年会的小礼堂(即今天的“红星电影院”)演出,后来到清华大学的“同方部”演出。随即我又译了肖伯纳的《说谎者》,由我担任丈夫,由董世锦(即蓝马的姐姐)担任太太。
  在上海,我又为郑振铎译了司汤达几篇短篇小说,取名为《司汤达短篇小说集》,还有《圣?安东的诱惑》,都在郑振铎主编的《世界文库》出版。后来又译了《包法利夫人》和《情感教育》,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《萨朗宝》我译了几章,后来没有时间就请出版社转给译者做备考用了。福楼拜不主张写序,可是他为他的至友布耶Bouilet的《遗诗》却写了一篇序。这篇序后来我在1939年译出来,发表在《宇宙风》上。至于他的书信,惭愧的很,我仅仅译了十来封。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福楼拜的全集,可是他们也不着急,我年纪大了,就请本所罗新璋同志翻译了。
  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《莫里哀喜剧集》,可能今年出齐。我译了二十七个,还有六个是歌舞剧性质,是宫廷玩艺,意义不大,我没有译。
  当然,我还译了一些别人的戏,大部分是为了在上海剧专教书没有教材而改译过来的,算不得什么名堂,也就不一一缕举了。
  中国是一个大国,一个古国,佛教经典之所以能大量流入,就是过去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一个奇迹,从而产生了一部浪漫而富有现实精神的《西游记》。中国文言的理论翻译,是从严复翻译科学理论开始。他还立下了一个翻译准则:“信、达、雅”。文学翻译,最早应当以林琴南的文言为其中皎皎者。至于白话翻译,我想大概以鲁迅和知堂为最早的了,至少是最早的译者中的兄弟二人吧。可能胡适的《尝试集》里的《老洛伯》Auld Robin Gray 一诗的翻译,怕是最早的白话诗翻译了。
  我在翻译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后进,要我谈经验,其实没有什么好谈的,只能勉强谈两句吧:
  一、      传神
  这在翻译戏剧上,尤其重要。我翻译莫里哀感到想做到“传神”这一点的困难。每一个人物,由于身分、性格、性别、遭遇、习惯不同,与另一个人物也就不同了。而语言又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变异。这中间变化最大的还是风土人情。所以在对话上要做到“传神”,就很不容易。而翻译喜剧,最忌讳照字面死译,求其 “神似”。例如我译《没病找病》、《屈打成招》、《贵人迷》,以及《愤世嫉俗》,等等,不是取消了“的人”,就是有一个字不译了。例如《贵人迷》原文是 Bourgeois Gentilhomme。末一个字是绅士、贵人的意思,头一个字是资产者的意思。过去男主人公确实是一个小资产者,祖上是在街头卖布的。可是现在,他已经阔到可以请各种教师并和贵人称兄道弟了。显然不是小资产者。怎么办呢?我就不译Bourgeois 这个字,而译成《贵人迷》。谁有资格做贵人“迷呢?当然是有钱人家了。因为卖官鬻爵从法国十七世纪初叶起,资产阶级在上升中就已经把文官全部当作财富买下来世袭了。
  二、      忠实
    “传神”已经不容易,和“忠实”结合在一起,就显得格外困难。忠实于字面,还是忠实于精神呢?在不可能兼而有之的时候,宁可牺牲前者,但是在可能兼而有之的时候,就要想尽一切办法,兼而有之。而且要紧密贴切原作的风格。这在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之间就显得分外扦隔。“信”和“达”在这里虽二犹一。“信”,对原作而言;能做到“达”,却要看译者的运用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本领。主观和客观在这里交错为用,本身是相对的,无所谓绝对;这里不但有赖于译笔的水平,也有赖于每个读者的各别的读书水平。最怕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。
 三、      润色  
    这应该是严复所谓的“雅”。“雅”,一般说来,是和“俗”对称的。俗了,就进不得大雅之堂。可是现在的标准却是“雅俗共赏”。这让我想起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其中有这么几句话:“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,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,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,那么,你不去提高它,只顾骂人,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。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,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。”“统一”就是“雅俗共赏”。但真要做到这一步,就苦难了。拿作者的认识做标准,拿读者的认识做标准?不管怎样,你总不能摆脱原作的要求。“雅”是过头,“俗”是不及。把二者统一起来,这就看译者的修养了。这一点对我来说,也只能做到尽力而为之,不过,我总觉得这个“雅”字,有些别拗。
 四、      知识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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